11个月即闪电换帅，兴证资管背后的转型困局

文|翠鸟资本

4月11日，上海陆家嘴的春日阳光穿透玻璃幕墙，照进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兴证资管”）的办公楼层。

这一天，公司发布了一则看似常规的人事公告：董事长刘宇因工作调动卸任，由王焕舟接棒。

公告措辞谨慎而温情——“对刘宇先生在任期间的辛勤付出和突出贡献表达衷心感谢”，称其“为公司后续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数字不会说谎：刘宇的任期，精确到不足十一个月。

任期为何如此短？兴证资管此举是否隐含某种战略调整？

火速换帅

这已是兴证资管核心管理层在过去十三个月内的第二次更迭。

2025年5月20日，刘宇接替到龄退休的孙国雄出任董事长时，市场曾期待这位兼具财务背景与交易所经验的跨界者，能为这家挣扎于转型深水区的券商资管带来新气象。

彼时刘宇身兼兴证投资执行董事、总裁，是兴业证券体系内少有的“投资+财务”复合型人才。

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到上交所财务部副总监，再到西藏金控总经理、拟上市企业高管，他的履历覆盖了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多个维度。

“临危受命”——这是当时业内人士的普遍判断。

兴证资管刚刚走出资管新规后的规模低谷，2024年受托管理规模重回千亿关口，但盈利水平仍处历史低位。

刘宇的任务清晰而艰巨：巩固转型成果，推动公募牌照落地后的业务突破，为母公司兴业证券的资管板块注入增长动能。

十一个月后，任务书未竟，接力棒已易手。

接任者王焕舟的履历同样扎实，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

这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出身的证券业老将，职业生涯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战场展开：固定收益与衍生品投资。

从中信证券到国泰君安，从爱建信托到华福证券首席投资官，他管理过规模庞大的债券与多元资产组合，身兼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金融衍生品专家委员会委员，是业内公认的“固收实力派”。

更具意味的是人事安排的“打包”特征。

与王焕舟同步到岗的，还有其华福证券的老同事陈怡——原机构业务总部总经理，现出任兴证资管副总经理。

两位“空降兵”于2026年3月31日同日完成从业登记，一个月后即进入核心决策层。

这种“成建制”的人才引进，在券商资管行业并不多见，暗示着兴证资管战略方向的某种纠偏或重构。

十一个月的任期，短到不足以完成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短到难以评估任何战略举措的成效，短到连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都来不及累积出太多痕迹。

知情人士透露，刘宇离任后将回归原单位兴证投资，这一安排更像是体系内的人才回流，而非职业轨迹的中断。但无论如何解释，频繁更迭本身已成为需要解释的现象。

管理层动荡

如果将视野拉长至整个2025年度，兴证资管的人事图谱呈现出令人眩晕的变动频率。

2025年3月28日，杨华由副总裁升任总裁，履职至今刚满周年；同日，郑方镳由总裁助理升任副总裁。

2026年2月27日，兴业体系老将翁建国出任副总裁，一周后接任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一人身兼三职——

这一安排本身即暗示着人才储备的捉襟见肘，交棒的宋琳，任职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仅一年便告离任。

至此，兴证资管现有五名高管中，四位为2025年以来调整到位。

唯一“幸免”的，是2024年即已任职的财务负责人。董事会层面同样经历大换血：除新任董事长王焕舟外，其余四名非独立董事均为兴业证券背景，母公司的意志渗透于治理结构的每个缝隙。

这种高频更迭并非兴证资管的孤立现象。其母公司兴业证券在2025年同样经历了关键岗位的密集调整。

年报显示，全年共发生九次人事变动，而2023年、2024年分别为四次、十六次。

2025年3月，首席信息官李予涛因个人原因辞职，蒋剑飞继任；2025年6月，原董事长杨华辉离任，苏军良接棒；2025年12月，首席财务官许清春转任新设的首席市场官，副总裁郑城美代行财务职责。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薪酬曲线的背离。

2025年，兴业证券高管人均薪酬82.75万元，同比下滑两成；而公司整体人均薪酬64.5万元，同比增长四分之一。这一分化趋势已延续多年：高管薪酬连续五年下滑，员工薪酬连续四年上涨，人员规模则连续五年缩减，至2025年末在职员工仅剩8279九人。

2021年，年薪过百万的高管尚有10人，区间在210万-270万元；至2025年，百万年薪高管缩减至8人，区间缩水至120万至140万元，近乎腰斩。

数字背后是行业生态的深刻变迁。

券商行业的“金领”光环正在褪色，而基层员工的薪酬增长，更多源于人员精简后的成本再分配，而非业务扩张的普惠红利。

当降本增效成为行业主旋律，核心管理层的稳定性自然受到冲击——无论是主动的职业选择，还是被动的组织调整，人才的流动性都在显著上升。

但对于兴证资管而言，管理层的高频更迭有着更为特殊的语境。

这是一家正处于战略转型关键节点的机构，其2023年11月获批的公募牌照，被视为打开增长空间的“金钥匙”。

然而牌照到手两年有余，公募业务的发展远未达预期。在需要战略定力与执行耐心的时刻，决策层的持续动荡不啻为一种内耗。

当增长故事遭遇财务现实

王焕舟接手的兴证资管，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发展态势：规模曲线昂扬向上，盈利水平却仍在谷底徘徊。

截至2025年末，公司受托管理规模达到1272亿元，同比增长26%，较2020年的低谷575亿元已然翻倍。

这一增长轨迹，标志着兴证资管基本完成了资管新规后的业务重构，从通道业务依赖转向主动管理本源。

营业收入2.74亿元，净利润6900万元，同比增幅分别达到66.6%和666.67%——表面看来，这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但基数效应扭曲了真实的改善幅度。

将时间轴拉长：2017年，兴证资管营业收入曾突破3亿元，净利润逾1亿元。8年过去，规模翻番，盈利却仍未重返历史高点。

横向比较更为刺目：在已披露2025年业绩的14家券商资管公司中，兴证资管的营业收入位列倒数第二，净利润倒数第四。

规模与盈利的背离，揭示了业务结构的深层病灶。

细拆收入来源，资产证券化业务是兴证资管的传统强项。

早在2017年，即发行14只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规模合计约150亿元，打造出多个行业“首单”创新项目。

这一业务板块至今仍是规模贡献的主力，但ABS的低费率特征决定了其对利润的贡献有限。真正的利润奶牛——主动管理型权益产品、高费率的专户业务——恰恰是兴证资管的短板所在。

公募牌照的获取曾被寄予厚望，但现实令人沮丧。

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兴证资管旗下12只公募基金中，仅有两只为2023年获批公募牌照后新发，其余均为此前大集合产品的公募化改造。

12只产品资产净值合计81.24亿元，其中68.22亿元集中于一只货币基金——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占比高达84%。

其余11只非货基金规模合计占比不足两成，且单只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市场影响力。

这意味着，兴证资管的公募业务实质上仍停留在“现金管理工具”的初级阶段，未能建立起权益投资的品牌认知，更遑论与头部公募基金争夺市场份额。

牌照红利尚未兑现，而时间窗口正在收窄——随着更多券商资管获批公募资格，先发优势逐渐稀释，竞争格局日趋激烈。

2024年12月的一纸罚单，暴露了转型过程中的合规风险。福建证监局指出，兴证资管存在“部分单一资管计划为银行理财规避监管要求提供便利、债券池管理不到位、股票投资管理有待完善、个别单一资管产品信息披露不完整”等违规事项。

这些问题的性质不容忽视：为银行理财规避监管提供便利，本质上是通道业务的变形，与资管新规的“去通道”精神背道而驰；债券池与股票投资管理缺陷，则直接反映了主动管理能力的薄弱。

罚单是症状，而非病因。

病因在于，当公司全力追逐规模增长与业绩回暖时，风控体系的建设未能同步跟进。旧业务模式的惯性、新业务能力培育的焦虑、考核压力下的动作变形，共同构成了这一阶段的组织行为特征。

母公司的隐忧

兴证资管的困境，需要置于兴业证券的整体中来审视。

2025年度，兴业证券交出了一份看似稳健的成绩单：总资产3450亿元、净资产667亿元，实现双位数增长；全年营业收入118.41亿元、净利润37.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03%和28.21%；净资产收益率同比提升1.12%。

股东回报方面，全年现金分红近13亿元，延续了一年两次的分红机制。

但拆解收入结构，隐忧清晰可见。

财富管理板块成为增长引擎，“知己理财”品牌发布，买方投顾转型推进，集团在服客户近3200万户，较上年新增近300万户。

相比之下，投行与资管业务陷入增长瓶颈：投行手续费净收入仅6.3亿元，同比下滑一成，连续3年下滑，境内股权主承销项目全年仅完成六单，与行业头部差距显著；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1.56亿元，同比微降2.37%，连续5年下滑，呈现“规模增、收入降”的剪刀差态势。

更具冲击力的是季度业绩的剧烈波动。

2025年前三季度，兴业证券单季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16亿元、8.14亿元和11.91亿元，逐季攀升态势明显。

然而第四季度骤降至3.49亿元，环比大幅下滑七成，同比降幅接近六成。

尽管券商四季度通常受年末计提减值、费用结算等季节性因素影响，但60%的同比降幅已超出正常区间，引发市场对其盈利质量与可持续性的质疑。

这一表现也让3年前的百亿配股效果遭受审视。

2022年8月，兴业证券以每10股配售3股的方式募集资金约100.84亿元，投向融资融券、投资交易、投资银行、信息系统及合规风控四大领域，承诺“助力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

如今资金已全部到位，但投行、资管等关键业务板块的增长困境并未根本缓解，资金的使用效率与配置方向值得反思。

对于兴证资管而言，母公司的业绩压力意味着更为紧迫的考核预期。在财富管理板块高歌猛进的背景下，资管业务的低迷愈发刺眼。

王焕舟的到任，应该就是兴证资管自身战略调整的需要，也是母公司优化业务结构、填补增长短板的组织意图的体现。

固收老将的使命

与刘宇的跨界履历不同，王焕舟是纯粹的“投资条线”出身，且深耕于固收与衍生品领域。

在利率市场化深化、债券市场扩容、衍生品工具丰富的当下，这一专长具有明确的应用场景。

更重要的是，固收类产品正是兴证资管现有的优势所在——其集合计划产品中，固定收益类占比超过六成；公募产品中，货币基金独大；ABS业务的核心资产，同样以固定收益属性为主。

“固收+多元资产”——这是兴证资管官方表述的战略定位。王焕舟的到任，意味着这一战略将从纸面走向深化，从概念走向执行。

他的任务清单清晰而繁重：巩固固收基本盘，拓展“固收+”的产品创新，提升非货基金的规模与业绩，最终在公募领域建立起差异化的品牌认知。

但这一路径并非没有挑战。

固收领域的竞争同样激烈，银行理财产品、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多方势力混战，收益率持续下行，“资产荒”成为行业共识。

兴证资管虽有牌照优势与券商渠道资源，但在品牌认知、投研团队、历史业绩等方面，与头部机构存在明显差距。王焕舟带来的，更多是个人履历与行业资源，而非现成的团队与成熟的产品线。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固收战略能否支撑起兴证资管的长期增长愿景。在资管行业的大格局中，权益投资能力是区分平庸与卓越的分水岭，是获取高费率、高粘性客户的核心壁垒。

过度依赖固收，可能陷入“规模越大、利润越薄”的陷阱，与母公司对资管板块的业绩期待形成张力。

王焕舟还代任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合规负责人，这一安排同样意味深长。

合规风险是悬在券商资管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24年的罚单即为明证。

由董事长亲自兼任合规要职，既体现了对这一职能的重视，也暗示着合适人选的匮乏与治理结构的过渡性特征。

资管行业的一个缩影

兴证资管的故事，是中国券商资管行业转型历程的一个缩影。

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彻底终结了通道业务、非标资产的“旧红利”时代，强制行业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主动管理本源。

此后数年，券商资管整体规模大幅缩水，行业格局剧烈重构。

兴证资管的规模从2018年末的938.8亿元，跌至2020年的575亿元，降幅近四成，此后才逐步回升。

公募牌照的获取，是这一转型进程中的关键节点。2023年11月，兴证资管成为业内第二家持有公募牌照的“券商资管系”机构，开启了“私募+公募”双轮驱动的新格局。

但牌照只是入场券，而非成功的保证。

从获批至今两年有余，公募业务的发展远未达预期，非货基金规模占比不足两成，权益投资能力尚未建立，品牌认知几乎为零。

这一落差揭示了转型深层的困难：牌照可以申请，能力无法速成；产品可以改造，文化难以更迭；规模可以冲刺，利润需要培育。

兴证资管的高频人事更迭，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困难的组织反应——当战略执行遭遇能力瓶颈，更换执行者成为最便捷的选项，尽管它很少是最高效的方案。

刘宇的十一个月，王焕舟的新征程，以及未来可能更多的名字，都将被写入这一转型的叙事。

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机构的组织演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变革年代的一个注脚。

而对于那些将资金托付给兴证资管的投资者而言，管理层的更迭可能更多的只是远方的风声。

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财富能否在市场的波动中得到专业的守护，能否在漫长的持有期中收获合理的回报。这是资管行业的初心，也是所有转型举措的最终裁判。

春日的陆家嘴，玻璃幕墙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兴证资管的办公楼层里，新的董事长正在熟悉环境，新的战略正在酝酿成型。

十一个月前的故事已经落幕，新的章节刚刚开启。在这个行业里，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变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