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礼制药：重启人生

2018年8月1日，港交所迎来“历史性”时刻。歌礼制药以14港元发行价登陆港股，成为“18A”新规下第一家上市企业，上市初期市值一度达到160亿港元。创始人吴劲梓站在聚光灯下，手中握着的，正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丙型肝炎直接抗病毒药物——戈诺卫。

彼时没有人会想到，这家被冠以“中国本土丙肝第一家”之名的企业，会在短短数年内从巅峰跌入谷底，市值一度缩水95%。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绝境中的歌礼制药居然完成一场近乎不可能的重启，彻底转型成为一家聚焦“内分泌”公司。

这是一家公司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01

王座之上

歌礼制药的起点，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创业故事。

2013年12月，吉利德开发出“吉一代”索非布韦（Sovaldi），将丙肝治愈率提升至90%。出色的疗效帮助索非布韦迅速实现放量，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就实现营收102.83亿美元，堪比后来的新冠疫苗。

在索非布韦的带动下，丙肝药物成为绝对的行业风口，而吴劲梓则是国内第一批站在风口的人。2013年，吴劲梓在杭州创立歌礼制药，将丙肝药物作为第一个突破口。那时候中国丙肝患者约1000万人，庞大的患者群体意味着可观的市场空间。而吉利德尚未登陆中国市场，丙肝药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

为了抢占先机，吴劲梓选择了一条务实的路径。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标准是看开发速度，在确定的疾病领域，哪种方式可以更快地让患者得到所需的药物，我们就采取哪种方式。”因此，歌礼制药在2013年从罗氏引进了达诺瑞韦（戈诺卫），在2014年从美国Presidio公司引进了拉维达韦，共同组成了歌礼制药的抗丙肝药物矩阵。

2018年6月13日，戈诺卫顺利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首个由中国本土企业开发的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上市半年就实现营收7230万元。歌礼制药走上时代的风口，也顺利迈入港交所的大门。

上市当年，歌礼制药就实现营收1.66亿元，净亏损由2017年的5393.5万元大幅收窄至728.5万元，距盈利仅一步之遥。同时，歌礼制药还在2019年代理了上海罗氏的长效干扰素药物派罗欣，再加上临床后期的另一款乙肝药物拉维达韦，歌礼制药的商业化蓝图清晰可见。

那是属于歌礼制药的高光时刻。一家中国本土药企，在跨国巨头的环伺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为“18A第一股”，手握首个国产丙肝创新药，并围绕丙肝进行了一系列布局。故事的开篇，就把情节推向了高潮。

然而命运最喜欢在一个人最得意的时候，悄悄撤走他脚下的台阶。

02

时代车轮前，没有捷径

虽然戈诺卫顺利成为了首款国产的丙肝药物，但在面对Sovaldi的竞争时，却存在巨大的劣势。

戈诺卫属于NS3/4A蛋白酶抑制剂。它的核心劣势在于，必须与长效干扰素（如派罗欣）联合使用。但这种方案不仅需要注射，且干扰素会带来的流感样症状等副作用；而Sovaldi则是首款NS5B聚合酶抑制剂，它最大的突破是实现了丙肝的“全口服”治疗。患者无需再忍受注射干扰素的痛苦，仅需口服药物12周，这彻底改变了丙肝治疗的游戏规则。

更为关键的是，吉利德围绕丙肝适应症进行了一系列迭代，先后推出了“吉二代”Harvoni和“吉三代”Epclusa。在持续迭代更新下，Sovaldi自身的销售额已经在2017年骤降至9.64亿美元。

图：吉利德丙肝药物矩阵

此外，Sovaldi在国内获批的时间为2017年9月，比戈诺卫更早。也就是说，在吉利德这个“魔王”面前，无论是先发优势、迭代能力，还是依从性，歌礼制药全面落于下风。

在2019年的医保谈判中，歌礼制药的“戈诺卫方案”意外落选，默沙东的择必达和吉利德的丙通沙（Epclusa）、夏帆宁（Harvoni）以超过85%的降幅进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当时，歌礼是唯一入围谈判的国产丙肝药，戈诺卫上市初定价238.07元/片，已是进口产品定价的三分之一。然而最终进入目录的，却是两个进口方案。

戈诺卫错失医保目录后，歌礼制药营收额由2019年的1.73亿元骤降至2020年的0.35亿元，降幅达惊人的79.8%。更为致命的是，在丙肝口服药物的全面推广的压力下，罗氏决定将派罗欣撤出中国市场，这直接导致歌礼制药的另一营收支柱倒塌。

尽管新冠药物利托那韦片在2023年曾带来了短期营收，但歌礼制药实则已然陷入“无药可卖”的境地。曾经歌礼制药描绘的壮美蓝图，如今已经全面破碎。

股价成为市场悲观情绪的宣泄口。歌礼制药上市后股价一路下跌，到2024年8月跌至0.76港元的历史低点，市值缩水95%仅约7亿港元。一家曾经市值160亿港元的“18A第一股”，跌到了尘埃里。

回看这段坠落，与其说是某一个决策的失误，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错位。歌礼在丙肝赛道上面临的，是技术代际的碾压，当全口服、无干扰素成为全球标准时，需要注射的戈诺卫方案已经“过时”。而全口服方案的姗姗来迟，让歌礼失去了唯一的窗口期。在一个存量市场中，迟到的入场券毫无意义。

在时代的车轮面前，任何人都没有捷径可走。

03

废墟上的重建

身处绝境中的歌礼制药，在2024年做了一件近乎疯狂的事：公司决定终止病毒性疾病治疗管线，包括慢乙肝、HIV、RSV等在研产品。ASC22（乙肝）、ASC10（呼吸道病毒）、ASC09（HIV）等6个项目相继终止。

这一幕已经不能用“壮士断腕”来形容了，歌礼制药几乎砍掉了自己全部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方向——代谢减重赛道。

从肝病到减重，从治愈到管理，从存量市场到增量市场——这是一次彻底的范式转换。而推动这一切的，还是创始人吴劲梓。自2022年起，他在公司内部主导推动战略重塑，果断终止前景不明的研发项目，重新聚焦研发具有全球First-in-Class、Best-in-Class潜力的管线。

这一次，歌礼制药没有再急于求成，其跳过单靶点多肽类GLP-1药物开发路径，转而聚焦技术门槛更高但潜力更大的方向。

图：歌礼制药核心管线

目前，歌礼制药的核心管线为ASC30，这是一款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能够显著提升患者依从性。2026年公布的II期临床数据显示：125例基线平均体重107.3kg的肥胖受试者，13周治疗时20mg、40mg、60mg维持剂量组经安慰剂校正后的平均体重下降分别达5.4%、7.0%和7.7%，呈剂量依赖性且未出现平台期。而在安全性方面，ASC30展现出显著优于同类药物的胃肠道耐受性，呕吐发生率仅为同滴定方案的礼来orforglipron的一半。

但ASC30的真正杀手锏，是它的剂型设计。歌礼同步开发了ASC30的每月一次皮下储库型制剂、每季度一次皮下注射剂型用于体重维持疗法，这在整个GLP-1赛道中是差异化的存在。2026年8月30日，ASC30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全球III期临床项目完成首例受试者给药。项目将在美国、欧洲和加拿大入组约4600名肥胖或超重受试者。预计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顶线数据，2028年底向FDA提交新药上市申请，2029年初向EMA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此外，歌礼制药还构建了一个差异化的代谢管线矩阵，包括超长效GLP-1R/GIPR双靶点多肽ASC35；超长效胰淀素受体激动剂多肽ASC36；口服三靶点多肽ASC37。

市场的反应证明了这场豪赌的价值。一年来，歌礼制药股价从2024年8月的0.76港元一度上涨至2025年8月的18.75港元，涨幅超20倍，市值重回百亿港元级别。

当然，重启的道路远未平坦。截至2026年6月30日，歌礼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22.10亿元，可支撑运营至2029年。但2026年上半年研发开支高达3.42亿元，同比增长132.7%，亏损扩大至3.2亿元。核心管线ASC30的数据要到2028年才能读出，这意味着至少还有两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烧钱期”。

而就在2026年8月31日发布中期业绩的同一天，ASC30的美国化合物专利遭遇石药集团旗下康久普乐发起的PGR挑战。这场专利战的结果，或将直接影响ASC30出海的前景。

但无论如何，歌礼已经从废墟中站了起来。它砍掉了自己的过去，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重新出发。

04

创新药启示录

歌礼制药的故事，是中国创新药行业的一面镜子，值得后来的药企们借鉴。

首先，先发优势不是护城河，技术路线才是。歌礼是中国首个推出丙肝创新药的本土企业，但它输给了技术路线的迭代。当全口服、无干扰素成为全球标准时，需要注射的戈诺卫方案已经过时。在生物医药领域，速度固然重要，但方向比速度更重要。走错路的人，跑得越快，离终点越远。

其次，医保准入是创新药的生死线。2019年的医保谈判失利，是歌礼命运转折的起点。对于一个以医院为主要销售渠道的处方药而言，进不了医保就意味着进不了主流市场。戈诺卫在失去医保通道后，销售额从1.24亿跌至110万。

第三，差异化是唯一的出路。在GLP-1赛道白热化的竞争中，歌礼制药没有选择做另一个司美格鲁肽或替尔泊肽的跟随者。口服小分子+超长效注射的双剂型设计、每月甚至每季度一次的给药频率——这些差异化的选择，构成了歌礼的核心壁垒。在同质化竞争中，差异化不是加分项，而是生存的前提。

最后，18A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歌礼制药作为“18A第一股”，它的浮沉是整个港股18A板块的缩影。从160亿市值到7亿，再从7亿到重回百亿——这条曲线告诉所有创新药企：上市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资本市场的耐心有限，最终能让你活下去的，只有产品本身。

歌礼用八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登顶、坠落、重启。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在生物医药这个行业里，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偶然。但比成功更珍贵的，是在失败之后还有勇气重新开始。

歌礼制药，正在重启自己的人生。而这场重启的结局，将由2028年的数据来书写。在此之前，所有的掌声和质疑，都只是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