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拄着拐杖拼成香港最有权势的人

作 者丨华商韬略 作者 |  毕亚军

香港主权回归之前，媒体和坊间一直有个说法：赛马会主席、汇丰大班和港督，是香港最有权势的3个人。因为他们分别掌控着香港的就业税收、民间财富，以及政府公权。

郑海泉虽然是在香港回归之后才成为汇丰大班，但他能够成为百年汇丰的首位华人主席，依然是创造了奇迹。8月28日，这位奇迹先生走了，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相比百年汇丰首位华人大班，郑海泉更传奇的是，他也是汇丰历史上唯一一位拐杖大班，出生最穷苦的大班，直到去世之前，他都需要拐杖才能正常出行。

郑海泉的出生有多苦呢？在他年少时，一家人住在不到10平，只够放一张床的房子，父母睡上铺，他们兄弟四人睡在下铺，夏天闷得受不了，就常常睡在大街。

更苦的是，他在出生后6个月左右就得了小儿麻痹症，摆水果摊谋生的父母荡尽家产，也没能治好他的病。

郑海泉在2007年接受我的拜访时回忆说，这样的逆境也曾让少时的他自卑，但最终成了他要比任何人都努力读书的动力。

“父母不但要承担我那条腿的压力，还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工作，所以拼命送我读书，而我也渐渐明白，家境不好，身体也不好，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努力念书。”

郑海泉后来经常讲一句话勉励他人，“当神把门关起来，他一定有一个窗打开给你。”这也应证在他自己身上，他的头脑一直好使，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中文大学。

更难得的是，即便行动不便，郑海泉也在学习之余，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并且热衷公益，而且，他学的也是社会科学。这给了他戏剧般的命运转折。

首先是挫折，本科毕业后，本来是要希望继续读硕士的，但看了不少内地书本的他，却因为面试时讲了“为人民服务”，而被认为是“左派”，所以落选了。

然后是因祸得福。

落选之后，郑海泉到香港福利机构盲人辅导会做义工，碰到一位从新西兰到香港的同龄人，他不懂中文还失明，郑母知道后，让郑海泉将他接回了自己家生活。

虽然郑家的居住条件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只有30来平的面积，而他们竟让这个新西兰朋友免费吃喝居住了半年时间。当这位朋友离开时，他给了郑海泉一个巨大福报。

“他问我，你将来打算怎么样？”

郑海泉说自己是念社会科学的，除了继续做点义工，找点机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然后，这位朋友给了郑海泉一个改变命运的建议：“他说为什么你不来新西兰呢？你可以住到我家里，那边念大学差不多是免费的，你安顿下来后，还可以找工作，边工边读。“

郑海泉介绍说，考虑到当时新西兰也是英联邦国家，英联邦国家获得的学位香港也是承认的，再加上这位朋友给他解决了后顾之忧，也给了他勇气，所以他打定主意，去了新西兰。

虽然有朋友关照，郑海泉在新西兰还是吃够了苦头。

从香港到新西兰时，他口袋里只有60美元，交完学费后，已几乎口袋空空。于是，到新西兰的第三天，他开始找工作，找了一圈，最后只有一个去餐馆洗碗的机会。

“每天要做6个小时，每小时一块五毛钱，6个小时里还得一直站着。”

腿有残疾的郑海泉，干了这份工作将近半年。但他自己一直不觉得这有多苦，相反还从中感受到很多温暖，比如，当他晚上下班后，公车司机常常会把他送到家门口后再回去。

1978年，郑海泉顺利地从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经济系毕业，并拿到了硕士学位。

之后，他回到香港，加入了汇丰。

意外地遇见了新西兰朋友，然后又意外地到新西兰留学，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做义工才发生的。这让郑海泉在后来始终有一个信念：善待每一个人，珍惜每一个时刻。

“人生就是好多个巧合，一件事情就能把你的人生改变了。如果我不认识那个新西兰朋友，我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可能完全不同。”

郑海泉说，这让他感到——“我每见一个人都对我很重要，每一件事也很重要，哪怕一个偶然，将来也许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做人的一种看法吧。”

郑海泉一进汇丰就到了银行总部财务部，从事国家风险分析的工作。

这个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比较空，一个小职员天天关心国家风险，这是把心操得太大了。但郑海泉不因自己位置低就觉得这些事情虚无，所以干得的很认真，废寝忘食的从中学习。

这种认真，不但让他快速拓展了眼界和格局，也同时快速提升了专业能力。不久，郑海泉就被转到策略部工作，继续操大心，负责参与汇丰发展的策略制定与落实。

到1986年，进入汇丰的第八个年头，郑海泉已经是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研究员，并且一到新岗位，就做了一件大事：成功预测了1987年的股灾。

郑海泉和同事们分析后认为，香港楼市和股市都已存在较大泡沫，并且撰写了报告《信贷迅速膨胀——值得关注》，发表在当年10月16日的《汇丰经济月报》。

报告发表的第三天，1987年10月19日，恒生指数狂泄11.3%，并在第二周周一（10月26日）再次单日大跌33%，而提前看到报告的汇丰高层则安排旗下券商沽空赚了一大笔。

这也让汇丰高层对郑海泉更加注意。

“对我的地位有点提升，高层就觉得郑海泉这个人不错啊，有点想法，是可以用的，所以一直有机会就交给我，你干这个，你干那个，就这样子，这就是我的机遇。”郑海泉说。

1989年，港英政府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央政策组”的机构，从私人组织中寻找优秀人才做政策研究，更开放和多元地去研究香港的发展，包括研讨香港的政策问题。

有过国家政策研究经历，同时还是首席经济研究员的郑海泉被安排到这个组，从而也进入港英政府工作，一直到1991年。

“一个政策的实施，不能仅仅考虑这个政策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好的，还要考虑它一旦实施，是不是能够得到社会的接受，社会如果不能接受，你就不能推出来”。

郑海泉说，这对他后来做管理起到了很大帮助。

从“中央政策组”回到汇丰后，郑海泉又得到一份和过去不同的工作，做汇丰的财务总监。坐上这个位置之后，郑海泉开始在汇丰不断创纪录。

汇丰诞生于中国香港，是香港的发钞银行，发迹于上海乃至中国，此后也一直与中国关系紧密，但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上，却鲜少有华人进入其管理高层。

1995年，历史被改变了，郑海泉出任了汇丰集团总经理、执行董事，成为第一位在汇丰集团任此高职的华人。

1998年，郑海泉出任恒生银行的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恒生银行原本是香港一家非常成功的华资银行，后来因为财务危机被汇丰并购成为其主要成员。郑海泉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工作安排，但却因为赶上金融危机，一干就是7年多。

这7年，也让郑海泉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银行家，并且成功改造了恒生银行。

当时，恒生的主要收入还来自于传统的贷款利息，郑海泉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只有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抗风险能力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发展空间也有限。”

郑海泉上任后，则果断将业务转向财富管理、贸易融资、企业贷款等方向上，并且加强了服务中小型企业和内地业务的战略，而且，每个业务他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线。

虽然腿有残疾，郑海泉却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工作日，他每天都在奔跑中度过，跑来跑去见同事、见客户、见学者、官员。“我们是服务行业，始终是服务员。”

最终，在郑海泉任职的7年里，恒生银行总报酬率是同期恒生指数成分股的近3倍。而且，恒生银行还成为了首批在内地设立分行的外资银行之一。

2005年，郑海泉再创纪录，成为汇丰银行亚太主席，也是汇丰的首位华人大班，管理汇丰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

2008年，郑海泉还更进一步，成为汇丰银行母公司汇控集团的执行董事。

这期间，鉴于汇丰在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郑海泉在汇丰的地位，《南华早报》还曾将他与李嘉诚并称为——“香港金融界最富权势者。”

郑海泉深信，一个企业的成功应来源于整个团队的合作。

他总是在自己努力工作的同时，努力带领大家一起拼搏向上。成为汇丰亚太主席后，除了重大业务策略，他最努力投入的工作就是让大家一起努力，这是他成功的重要法宝。

这也是他当年在“中央政策组”工作时学到的经验。

他说：“推行计划时一定要把队伍带上，让他们充分理解、接受后再去做。这是我学到的最好经验，就是你不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自己想清楚就好了，一定要你的队伍支持你。”

严谨、廉洁、自律是郑海泉对自己及所有员工的最大要求。

在恒生期间，曾有一个高层管理者将自己买的鲍鱼放进公司冰箱，郑海泉觉得这会助长员工公器私用的习惯，于是一声令下，将所有的物品全部拿走。

他的较真态度，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比如，他在寄送信件的时候，都是严格地将公司信件和私人信件分开，并特意叮嘱秘书，私人的信件一定要自己支付费用。

他说，做管理最重要的两点：一是管好自己，以身作则，不能自己做一套，却让别人做一套；二是保持一致性，实行一项政策时，只有做到从一而终，才能取得下属的信任。

郑海泉也是推崇人性化的管理者。

上任汇丰主席的第二年，他就将汇丰香港员工的工作日由5天半减到5天，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生活，不要老是工作。”

去分行视察，他会跟每位员工一一握手，无论对方是主管或普通员工，有时赶上员工刚好外出，他还会专门回来再见一次，到海外国家考察，经常一一接见上千名职员。

对来访的客人，郑海泉也是这样。

在汇丰挂着历届主席像的气派的大堂中，经常会看到行走不便的郑海泉，拄着手杖迎来送往，站在大门前等客户到来，从办公室送客户下楼、上车。

郑海泉任职汇丰亚太主席，也对汇丰在中国的发展产生更积极作用。

2007年4月2日，汇丰在中国内地正式注册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为本地法人银行。当年12月，汇丰还开设了中国首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

在本地法人银行的新身份下，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实现了快速发展。

在郑海泉上任亚太主席的2005年，汇丰银行更再度购入中国平安9.91%的股权，总计持有中国平安总股本的19.9%，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除了业务发展，郑海泉任内，还推动汇丰在中国做了一件事：捐赠1.5亿元人民币，支持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商学院，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因此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这项捐赠也在当时创造了多个纪录：国内单项教育捐款额最大，汇丰基金单项捐款额最多，汇丰第一次准许另外一个机构使用其名称。

2009年9月25日，61岁的郑海泉卸任了汇丰亚太区主席职务，但仍担任执行董事、汇丰中国董事长兼汇丰台湾区主席，并最终于2011年彻底从汇丰退休。

郑海泉去世后，香港特首李家超、长江实业主席李泽钜等政商领袖均对外表示了哀悼。香港媒体也评价他，活出了穷小子发奋向上且出人头地的励志传奇。

得知郑海泉去世的消息，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他的励志故事，尤其是他如何克服苦难。

他曾说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就会看各种名人传记，看长征、革命史。而且，他在大学时就看了很多这样的书。“我也知道这些不会百分之百真实，但每个人的确都有苦的一面啊。”

刚参加工作时，郑海泉曾和一位香港著名企业家聊天。言谈中，他也是讲起工作的辛苦，钱不多，还要养家庭，难啊。“后来他说，你有什么苦啊？你不知道我们当年（日本侵华时），头上有飞机，脚下有地雷，路上有刺刀，那是怎么辛苦的。”

郑海泉说，这句话他听过之后再没忘记，每到关键时刻就会鼓舞他。

如今回头看，2005到2009，郑海泉任职汇丰亚太主席的那几年,见证了2008北京奥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那几年，也堪称汇丰最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最好时代。

在这之前，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有限；在这之后，越来越多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汇丰曾经的独特优势也渐渐不在了；华为事件后，汇丰在中国大众中的形象更是跌入冰点。

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因素本身就是郑海泉成为汇丰首位华人大班的原因：他是在时代大变化中，因缘际会，被选中，进而有了——

一个人的命运，要看个人奋斗，更要看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