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来了!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做好配套政策与放开同等重要

2021-06-01 1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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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1

三孩政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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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代周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近年来,关于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讨论不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其中,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较2010年上升了1.35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则上升5.4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解读数据时提到,“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率曾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的“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放开三孩,主要还是基于前不久刚公布的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整个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向时期”。陆杰华认为,跟放开三孩政策同等重要的,是如何做好配套政策,例如降低教育成本。

“三孩政策”基于最新人口变化

时代周报: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的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为何在此时提出放开三孩?

陆杰华:“三孩政策”主要是基于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整个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向时期。

转向包括:第一,生育率低迷,去年的生育总量是1200万人,总和生育率1.3;第二,和六人普相比,劳动力总量和比例都在下降;第三,老龄化速度加快。基于这三个方面,中央适时做出放开三孩的政策。

时代周报:对于“三孩政策”,配套措施该如何做顶层设计?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陆杰华:这次“三孩政策”很重要,但是跟“三孩政策”同等重要的,是如何做好配套政策。放开二孩政策,在2016年和2017年使得生育率有所回升,但是2018年—2020年没有达到预期。我们要研究育龄人群不想生的内在原因,比如生育成本较高、托育服务没有完全跟上、没有人带孩子……另外我国目前的教育成本也相对较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放开三孩的同时,家庭生育友好政策配套要跟上。国家应重点关注托育服务:如何提供社会化的托育服务?既能价格比较适中,又能有较好的标准和规范。另外,在性别平等上也要做好制度安排。很多女性不想生育,担心影响就业和晋升,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然更长远地说,还是要降低教育成本。毕竟,教育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

另外,高房价现在成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避孕药,如何去破解这个问题?特别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放开生育以后,生育率还是很低的情况下,不可能只靠这些城市自己去解决,还是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政策设计。

时代周报:目前国家只提出“三孩政策”,仍然没有全面放开,是出于什么考量?

陆杰华:我们希望生育政策能够一步到位,实现家庭自主生育。但这次放开三孩,也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毕竟放开了。

育龄妇女与新生儿数量同步减少

时代周报:数据显示,选择不婚、不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即使出台福利措施,也未必能够刺激生育意愿大幅度提高。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

陆杰华:政策放开了以后,大家不响应,这种情形肯定会存在。婚姻结构在不断变化,包括现在晚婚、裸婚、同居不婚等,这也是社会发展的新动向。有些新问题要放在具体实施中具体解决。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人们的生育观念在改变。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也使得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步弱化。此外,很多年轻人的人生目标选择更加多样,人生目标多元了,替代效应较大,不见得生孩子或者多生孩子是其必经的事情。

第二,生育成本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以后,以前对生育很重要的一些有利条件转为不利条件。比如抚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高房价、养育、教育等方面压力大,成为生育上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三,客观上而言,与新生儿数量同步减少的,是育龄妇女的数量。20岁到39岁是妇女生育高峰年龄,目前育龄人群的队列规模和比重都在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的人观察生育率,看的是孩子多少,但生育率高低其实和育龄妇女密切相关。育龄妇女人数少了,自然新生儿数量也会减少。

时代周报:少子化将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和负担?

陆杰华:生育率下降是全球趋势,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先行经验,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还不是最低的。韩国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生育率下降伴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会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用不了几年,我们的出生人数就要低于死亡人数。

其次,生育率下降以后,会造成老龄化加剧,这是此消彼长的趋势。

再次,对经济影响非常大。人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战略和全局性的变量,没有人或者老人多,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劳动力的影响,没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主要依靠年轻人,跟年龄结构密切相关。

最后从国家安全上来看,过去都不太重视人口安全,其实人口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同样重要。因为所有的发展都是围绕人,人口总量下降,过于老化,就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复兴、文化承载、科技创新都要依靠人。

鼓励生育比控制生育更难

时代周报:不少专家一直呼吁放开生育限制,为何迟迟没有放开?

陆杰华: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人口大国,任何人口政策对于决策者来说都需要慎重。需要考虑放开以后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也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后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说明大家已有共识,但还有很多分歧,需要在利和弊之间做取舍。

我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时机很重要,一直在共识和分歧中取舍,可能会贻误生育调整的较好时期。以后再放开,可能也没用了,这波育龄人群就过了。

当下生育意愿变化太快了。过去50后、60后的生育意愿相对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意愿在下降。现在80后、90后是生育主体,00后的生育观念可能又完全不同。所以一定要按照不同的队列,去考虑政策,不能用老的思维方式看待新的生育观念。

时代周报:国外有哪些生育福利政策值得借鉴?

陆杰华:国外的很多经验,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现在发达国家遇到的老龄化、少子化,多数国家较小,船小好调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人口大国,船比较大,人口多,有回旋余地,但如果调头,会增加公共政策的成本。

鼓励生育比控制生育更难。韩国过去控制生育,现在鼓励生育,但越鼓励,生育率越低,效果没有预期那么好,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世界范围任何国家鼓励生育都比较难,一是增加公共财政,二是达不到效果;

此外,以托育补贴为例,有些国家过去靠现金补贴,但从研究结果来看,现金补贴不如提供托育服务更有效果。至于中国如何借鉴,还要真正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设计我们的家庭友好政策。

值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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