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迪的“网红奶”，奶农的辛酸泪

作为成功将小白奶推向市场的首创者，科迪乳业却在近日被爆出拖欠奶农奶款高达1.4亿元。这起事件背后的原因，不光是产业链中奶农过于被动几乎丧失了议价的权利，还有产业特性和市场环境导致的，整个奶制品行业所共同面临的困境。

欠薪欠奶款问题连收两封关注函

8月2日，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将河南乳企科迪乳业（002770.SZ）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报道称，科迪集团旗下的两家主要企业，科迪乳业和科迪速冻，一个已经大规模停产，并且拖欠生产员工4个月工资，已无力向经销商供货；另一个也停产一周，且资金有可能被集团挪用以拯救科迪便利店业务，更有前员工报料称公司拖欠员工工资、差旅费和经销商货款，“市场崩盘，已经是死局了”。

深交所对此反应迅速，在第二天就下发了中小板关注函，要求企业说明拖欠奶农应付款项问题及年报上披露的应付款余额情况，并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失联。

对此，科迪乳业在8月5日回应称，商丘市政府正在积极协调，拟推动20亿元来自省级投资平台的专项产业振兴基金来纾解公司的股票质押风险。然而，深交所随即在当天就再发关注函要求科迪乳业提供纾困资金的相关证明，说明公司的股票质押情况，并正面回应媒体所披露的情况是否属实。

三天之内连发两道关注函，深交所的关切态度反映出了这次欠款事件的严重性。科迪乳业在2018年财报中还披露了16.7亿元的货币资金资产余额，但新京报却称其自2017年12月起便拖欠供应商货款，导致其合作伙伴陷入与奶农的“三角债”之中。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说明，科迪乳业或虚假披露了企业资产，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

新京报的后续报道中，科迪乳业承认了欠薪、欠款问题，目前除科迪乳业自有农场外，山东、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的奶源大户均已向科迪乳业停止供奶。科迪乳业董事长也在8月6日回应称，企业确实在资金周转上出现了困难，也向奶农承诺将在9月15日前偿还奶农50%的欠款，并在5个月内结清全部欠款。

激进扩产却遭竞争，“爆款”单品创收难

大家也许并不熟悉科迪乳业这家市值仅有30亿元的地方性奶企，科迪乳业的当红产品百利包原生牧场纯牛奶，即网红饮品“小白奶”，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小白奶”在2016年下半年投放市场，迅速走红全国，据券商研究，2017年4月份科迪”小白奶“日销量达到了300吨。科迪乳业在“小白奶”爆红前便依赖奶农供应鲜奶，在产品成功后更是开始大量在周边收购鲜奶。

年报中显示，科迪乳业乳制品生产量由2016年的12万吨猛增至2017年的22万吨。据国联证券研报，2017年科迪乳业的自有奶牛存栏量约为6000头，以当时全国平均的奶牛单产量6000kg/年来算，科迪的自产奶源仅为3.6万吨，剩余奶源缺口都依赖外部采购。

据农业局数据，2015-2017年我国鲜奶价格维持在3.4-3.5元/公斤。而为了提高奶农的积极性，迪科乳业以3.7元/公斤的保护性价格收购鲜奶，高出市场平均价格。巨大的采购量，又开出高于市场价的采购价格，山东、河南地区的奶农会纷纷选择与科迪乳业合作。

科迪“小白奶”的成功迅速提振了上市公司的财务表现。2017年科迪的常温乳制品收入从5.95亿元提升到了8.15亿元（没错，放在冷藏柜里卖的小白奶其实是常温奶），同比增长37.09%。彼时的液态乳市场需求低迷，人均消费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还面临着进口乳制品的强烈冲击，这样的成绩十分难能可贵。

然而，“小白奶”的包装简约独特，设计简约，并且颇具创意地采用了全透明材质，但其在产品研发上的创意也就仅此而已了。

到了2017年，奶制品头部企业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透明袋装常温奶，最早跟进的是完达山、天润等中型奶企。紧接着，伊利、蒙牛也开发了自己的透明袋装纯牛奶，尤其是行业老大蒙牛，更是将透明袋中装入了真正的巴氏杀菌低温鲜奶，相比之下，科迪的”小白奶“，反倒更像是冒牌货。

乳业专家宋亮就曾指出，“小白奶的高性价比的属性，在盲目追求高端化的常温奶市场找到了突破口，但小白奶本身不具备任何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创新，被其他企业模仿和跟进只是时间问题。”

果然，来自市场的激烈竞争把科迪打回原形，2018年科迪乳业常温奶的销售业绩又重新回落至5.98亿元，毛利率由2016年的31.8%猛降至2018的15.05%。

科迪乳业在2018年仍保持了激进的扩张，这导致其账面上的应付账款余额从2016年的6千万元飙升至2017年的1.5亿元，2018年其应付账款更是累计到了1.8亿元。这也许解释了科迪乳业为什么自2017年底便开始拖欠养殖户的奶款，直至日前，竟然已累计至1.4亿元。

行业之痛，科迪乳业凭什么能欠款两年？

做生意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为什么这些奶农可以忍受将近两年的欠款，甚至于要爬上奶罐催债，写下《奶农求救书》，也不去将鲜奶转卖他人呢？

这就要从中国乳制品的产业结构说起了。

我国的乳制品产业链由三部分组成：上游的广大中小型奶牛养殖户，中游的乳品加工企业，和下游的乳品销售企业。

由于上游养殖环节中规模化养殖的单位较少，养殖户难以与生产加工企业达成直接的合作，遍布全国的奶站（或奶贩子）成了联结奶农与加工企业的特殊利益体。鲜奶极其易腐，需要及时进行冷却、收集和储运，使得奶农难以承担交易中的时间成本，因此不得不先将鲜奶集中到奶站，再统一卖给加工企业。下游的乳制品经销商又长期处于价格战的红海之中，成本压力只能向上传递，最终充分地传递到议价权极低的奶农身上。

科迪乳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科迪乳业所在的河南省人口密集，耕地紧张，因此奶农们普遍的养殖规模不大，产业链是典型的“奶农——奶贩子——生产企业”链条。收购量大，价格颇具吸引力，奶农们原以为可以通过将鲜奶卖给上市公司来摆脱鲜奶价格低迷的困境，却没想到只得到了一个难以被兑现的承诺。而短时间内，河南地区没有哪家乳企能够接手如此大规模的奶源，鲜奶保质期极短，导致不少奶农最终陷入了卖牛倒奶的境地。

另一方面，在乳制品生产上，我国所面对的现实是：气候冷热分明，奶牛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人均草原面积0.026平方公里，不及新西兰的1/2；饲料资源匮乏，严重依赖进口。苜蓿草料是奶牛的主要草料之一，其价格占每公斤奶成本的12%左右，但我国的苜蓿质量难以达到饲料的需求，每年需要进口139.8万吨紫花苜蓿用以制作饲草料，而这其中的130.7万吨，都来自正在跟我们吵架的美国。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我国的奶牛养殖业长期处于“小、散、低”的状态，养殖规模小、养殖户分散、机械自动化水平低下。这导致了我国原奶的收购价格达到了进口鲜奶价格的两倍，乳制品加工企业如果选择价格较低的进口鲜奶，则国内奶农的日子会更加难过，如果采购国内鲜奶，便不得不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

2008年，国家发改委曾制定《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奶牛养殖规模化和标准化，政企合力推行从牧场到最终用户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旨在改变以往奶牛养殖和生乳供应“小、散、乱”的局面。

大型乳企响应国家号召，纷纷自建大规模牧场。然而，规模化养殖也有其劣势。首先是加重当地人与奶牛的资源争夺；其次，奶牛养殖是一个高排污的产业，可能造成环境负荷严重超载，养殖效益很可能规模不经济，现代牧业长期高负荷运转，必然导致管理和资金上的重重困难。

近几年中国乳制品整体需求的趋于疲软，wind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奶类消费量自2007年起一直呈现回落状态，虽然科迪凭借“小白奶”业绩突飞猛进，但奶业同行的日子并不好过。

自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以来，中国乳制品进口量逐年提升。中国奶业协会秘书长谷继任早在2016年就提出，外国进口的乳制品对国内乳企造成了冲击。2015年，进口乳制品的市占率就已经达到了22.1%，国内乳制品的新增消费中，80%都被进口产品所占有。而这个趋势在此后一直在继续，到今年，中国已经是新西兰乳制品的最大消费国。

国产鲜奶成本居高不下，再加上进口乳制品的冲击，让国内乳制品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乳制品行业究竟该如何避免类似科迪乳业的事件再一次发生，需要全行业的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