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人”变成新型钉子户，谁能管得了？ || 深度

作者/欧洋  编辑/易鸣  来源/无冕财经

“在从事城市更新前，我们觉得做旧改的人都是坏人，会喷油漆、会恐吓人。干了这一行才发现，我们还不如一个乙方，简直像是‘孙子’。”鹤洞村城市更新项目的工作人员肖望（化名）抱怨道。

他发现，在经济发达、执法文明、政府行为公开透明的广州，开发商蛮横粗暴拆迁的现象不再发生，反而是撒泼打滚、拿砖头砸人、坐在挖掘机上阻挠施工等对抗行为，被一些拆迁户玩出了“新高度”。

他的另一个发现是，相比暴力对抗拆迁的传统钉子户，又出现了另一类“新型钉子户”——一些拥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公家人”身份的拆迁户，对抗的方式看起来更加温和，伤害性却更大：他们往往是三缄其口，消极沟通乃至回避接触，还有的隐晦地利用自己公职权力拖延和压制拆迁进程，而这些公职人员在群体中地位较高，属于“意见领袖”，一旦带头对抗，形成的示范效应比传统钉子户更为有害。

面对这样的情况，项目方只能通过频繁走访、电话沟通。不过，却经常得到公职人员“不需要解释，不和你谈了”的回复。

目前，鹤洞村整体签约率已达95%以上，但仍有三、四十户留守户。其中，涉及公职人员的便有5户以上。项目团队预计，如果剩余留守户能够搬离，一个月内便能启动建设，最快2023年底能建成回迁。

只不过，在“新型钉子户”的阻挠下，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何时能到来。

▲签约居民、村民自发拉横幅抗议“留守户”。

城镇化先行村的“公职二代”

早期的鹤洞村，是广州郊区的偏僻村落，居民多以务农为生。

相传在清代时，此地水草丰盛，白鹤筑巢栖息于此，因此取名为“白鹤洞村”，后又称为“鹤洞村”。鹤洞村属于广州芳村片区，彼时，还属于广州郊区。进“城”需要乘坐渡轮或公交。当时，村民多以耕作、捕鱼为生，生活清贫简单。由于生活贫困，不少村民外迁到广州海珠等主城区，也有一部分人外迁至佛山。

在建国后，随着工业化规模逐步扩大，鹤洞村周边土地被广州钢铁厂、广州造船厂征用。彼时，鹤洞村、东廊村、西塱村、广钢旧厂被合称为“三村一厂”。

随着鹤洞村的城镇化蜕变，大部分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部分村民的户口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在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中，村民们真实地感受到，生活质量正在提高。当时，年轻人进入钢铁厂等单位工作，被视为一件光彩的事。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当地人更注重儿女培养、教育。

即使在2013年，广钢集团全面关停了在广州市的钢铁企业，受益于时代红利，教育水平更高的部分鹤洞村二代已进入体制内，成为“公家人”，并因其社会身份，在村内拥有一定话语权。

肖望感受到，公职人员是拆迁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他们相对有权力、有知识、有财力，熟知行政程序、法律规章，因此备受村民信任。

早在2009年，鹤洞村开始启动推动村旧改工作。约十年之后，2018年12月18日，《鹤洞村更新改造实施方案》获得批复。至此，鹤洞村实际性步入旧村改造进程。

由于公职人员具有公权力及内部资源，身份十分敏感。因此，在全国城市更新项目中，纪委三令五申不可利用公权力，在拆迁中贪污腐败。一些地方政府曾发文要求公职人员要配合政府工作，不得利用自己的职权、身份拖延或阻挠城市更新工作。

随着城市更新行业的逐渐完善及透明化，公职人员通过拆迁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案例逐渐减少。熟悉旧改程序的人士曾评价，公职人员由于更具法律意识，洞悉行政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推进、完善城市更新项目。

江西省宁都县曾发文指出：“（公职人员）起到了‘一人连一线’、‘一线带一片’的良好效果，有效推动了征收工作的快速有序进行。” 吉林省辉南县也曾发文表示，公职人员和公干家属拆不拆，早已成为广大群众决定拆迁与否的“风向标”。

不过，公职人员一旦抗拆，便会是另一番景象。在鹤洞村项目中，少数公职人员已演变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群体——新型钉子户。

强势的“新型钉子户”

常年驻扎在鹤洞村项目的工作人员肖望认为，相比一般钉子户而言，这一小部分公职人员如果诉求得不到满足，往往更难沟通，且态度更加强势。

肖望提到，他曾被一些公职人员“警告”，要运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收拾”拆迁团队。在荔湾区税务局任职的吴某就曾对相关工作人员说“你不要把我逼急了”，否则会动用资源查税，让项目方难堪。

这类公职人员在家族中普遍较为强势。在另一个案例中，两位年近90岁的权属人，早已答应拆迁，并于现场签署了相关合同。然而，权属人在市政府幼儿园任职的女儿吴某却坚决不愿签约，并来签约现场，在父母及工作人员面前，将合同一举夺过撕毁。肖望了解到：“其实许多老人是愿意拆迁的，但碍于孩子反对，不想跟孩子产生冲突。”

项目方认为，公职人员正成为拆迁群体的核心。由于公职人员在体制中有职位，且学识、收入也高于大部分村民、居民，因此，在拆迁过程中，村民容易以他们为“参考对象”，进行抗拆。

肖望提到：“鹤洞村有几百年的历史，居民、村民大部分都是亲戚，多多少少都算是一家人。”该动迁人员认为，公职人员合法维护自身权益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诉求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肖望发现，从现有公职人员“钉子户”的生活、经济条件不差，在上述案例中，鹤洞村征迁的房屋大多非该公职人员的唯一住房。他回忆，在涉及一位退休公职人员的拆迁项目中，其中一位权属人曾提出12万元/㎡的现金补偿要求，这已远高于荔湾区住建局批复的《鹤洞村更新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货币补偿金额为3.5万元/平方米。

实际上，鹤洞村大部分居民、村民期待通过城市更新改变生活环境。目前，鹤洞村整体签约率已在95%以上，这也说明至少有95%的居民，正在等待鹤洞村尽快回迁。一些村民提到，中国人一直有落叶归根的传统，但在漫长的等待中，许多在外等待回迁的居民已经去世了。

对此，已签约居民愤愤不平：“（留守户）总想多捞点好处，难道九成多已签约搬出去的街坊都是傻子，留守的才是聪明人吗？贪字得个贫。”

谁能约束他们？

在“新型钉子户”的对抗下，鹤洞村城市更新项目陷入困局。那么，谁能约束这些“新型钉子户”？

早在2019年，广州市住建局曾发布文件，发《关于加强我市城建项目征地拆迁工作责任 追究的意见》（穗建综建〔2019〕549 号）文件，呼吁公职人员共同推进城建项目征地拆迁工作。

文件提到：“被征地拆迁个人是公职人员、党员的，应当积极主动说服家人和亲属，坚决贯彻执行属地政府既定的征地拆迁政策，不提与拆迁无关的诉求和不合理的诉求，配合征地拆迁各项工作。”

不过，一位城市更新从业者认为，目前无论在政策，还是法律上，都没有明确界定如何处理公职人员拆迁问题。因此，在鹤洞村案例中，部分公职人员依然因不满足诉求，不肯签约。

“目前只能与公职人员的所在单位领导沟通，尝试去解决问题。”但肖望认为，此类做法的成效并不明显。

他发现，在项目方与公职人员所在的单位沟通后，大部分单位领导都积极配合、约谈相关该公职人员。“这对于一些上进的公职人员是有压力的，但对一些安于现状的人，则效果不大。”肖望说到。

项目方曾与荔湾区检察院任职的李某协商拆迁事宜无果，不久后，其单位及区属部门领导曾与他约谈此事。但李某推说：“权属人是我父母，他们不签我也没办法。”但在实际接触中，项目方感受到，李某才是主要谈判人。

肖望质疑到，城市更新无序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上级部门不能以“开除公职”等极端方式制约公职人员。但反过来，生活条件优于普通拆迁户的公职人员们，却以此要求更多补偿，成为“钉子户”。这样行为是否符合一个公职人员的行为准则？

值得思考的是，十年前，因公职人员不配合拆迁，单位对其进行 “开除”或“内部惩治”的处理被称为“软暴力”。“钉子户”与开发商间肢体冲突、语言攻击的行为被视为“硬暴力”。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公职人员阻碍95%的人口回迁的行为，何尝不是另一种“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