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波动与产出缺口、货币政策关联影响效应研究

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之后，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以制造业为支撑率先开启复苏进程，而我国经济虽然总体好转，但受经济结构转换掣肘，全面复苏之路遍布荆棘，波折不断。因此，当前影响我国物价波动的内外因素日趋复杂：国内方面，新常态下货币供应量增长减缓，流动性持续紧张，总需求不足与未消化产能并存；国际贸易与资本方面，人民币双向浮动趋于常态化，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催生了更加灵活的资金流动。

2014年始至2015年上半年，我国采取了“微量刺激、总体稳健”的调控方针，国内物价涨幅平稳下降，但存在通货紧缩风险，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进程提升了汇率双向浮动的弹性，在资本金融项目和经常项目两个主要方面增强了国外物价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

在开放经济菲利普斯曲线框架下，本文通过利率平价公式引入非线性因素，以实际汇率为转换变量，以综合产出缺口（指数）为实际GDP缺口的合理替代变量，构建了开放经济物价波动的平滑转换（STR）模型，考察了宏观经济因素、货币、国际利差及汇率波动对我国物价变动的多渠道传递和影响。

首先，根据菲利普斯理论，物价增长率预期与综合产出缺分别体现了物价波动的国内经济因素、外来输入和外贸渠道的传递效应。其中物价预期对当期物价的反应系数大小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方向相反，而产出缺口与物价波动的同向趋势会随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加强。二者的非对称变动与物价增长率πt的正向关联模式在经济震荡期具有“此消彼长”趋势。

其次，货币供应量体现了货币政策定量和定向调控思路。国际利差变动调整流动性和吸引国际资本的功能对物价波动的作用方向分别通过负线性系数和正非线性系数体现，但其资本引导效率的下降反映了国内利率工具应用策略的独立性困境。实际汇率变动率主要通过资本渠道体现对物价波动的反向关联效应，利率和汇率的相互依托也在集散资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由于当前人民币升值和贬值预期阶段性交替，所以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还将持续。

最后，我国传统的利率独立、汇率固定和国际资本管制机制开始向利率、汇率和资本相互牵制的“三角关联”政策组合过渡。然而，当前利率调控面临着无法有效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汇率主要参考美元调整的策略也带来了人民币坚挺和外汇储备充足的战略目标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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