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抗疫一周年：普通人的2020记忆拼图

作者|蔡   真   

来源|野马财经

去年，野马君被困距武汉不足百公里的湖北黄石家中，亲历了城市停摆、接触了一线医护、也感受过“谈鄂色变”的漫长隔离，写下了自己的亲身实录（《独家 | 封城96小时，野马君亲历湖北黄石疫情》）。

这一次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再次把视角投向被疫情影响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因为疫情或多或少地改变。

吴女士 武汉某公立初中班主任 50岁

疫情爆发时，我是一名七年级英语老师兼班主任，除了完成教学外，我还是整个班级的主心骨。

去年1月25日，我班开展了线上春节联欢活动。我选择身着红衣录下了节目，第一个发到班级群，引爆联欢会，希望可以尽力减缓53个家庭的焦虑。

我对学生们说：“管理好自己，以后才可以管理好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

从那时起，属于我们的战斗也开始了。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同步、同质推进，短短一周时间我们来自不同学校的20位老师提交了40节高质量的微课和40份课堂作业。有的老师身在外地，没有电脑、没有课本、没有资源，单靠一部手机完成了微课制作；有的老师家里小孩年幼，又要照顾小孩又要完成陌生全新的任务，常常是到深夜，趁孩子已熟睡再拿出笔记本埋头苦干；还有的老师家里明明有发热隔离的病人，接到任务时没有半点推诿，坚持完成任务。

线下课复课三个月后，我们全班齐齐整整来上学并参加了期中考试，且获得成绩上的突破。

但说实话，疫情留下的后遗症至今无法完全消弭。防控形势、经济低迷，孩子的学习……种种因素让一些家庭出现了矛盾。出现心理状况的学生越来越多，有学生会每天大哭大闹一场；每个年级都有无法跟班上课的学生，尤其在成绩较好的班级；有的家长常年在外工作，对孩子关心不够，而疫情让他们待在一起，于是无法正常沟通；还有的老师因为压力太大主动要求换了个学校。

经历了这次抗疫，我和这一届的学生、家长感情更深了，线上的互动也更多了，感觉除了生死别的都不算事儿了。我的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但疫情期间他负责采买下厨，现在已经成了习惯；女儿听我每天点名也把我班上的学生都认了个遍。

作为一个武汉市民，我觉得大家现在更自信了，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人在世界各地都被排挤和歧视，现在大家都挺骄傲的，觉得武汉是最安全的城市，抗疫过程中身边的亲友都展现出了有担当的一面，我对他们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WAKANDA咖啡店里致敬英雄咖啡杯 野马财经摄）

小闫 黄石籍青年导演26岁

疫情期间我前后组织和参与了三个团体，为武汉及周边县市医院募集口罩和呼吸机等物资，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募集了超过100万元。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我和朋友建立了“黄石捐赠医院口罩群”，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将筹到的一百多副口罩送到了市中心医院，但这个数量连一个昼夜都坚持不了。后来我联系到了我的师姐弦子（注：朱军案当事人），她有一定社会公信力，当时很快就募来10万余元，但当时我们最大的困境是不知道东西去哪里买，有人抬价，有外地人和你抢。后来我加入了一个比较大的组织“口罩快跑”，三个组织在并行。

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大的医院物资缺乏基本都缓解了，小乡镇还是没有。我们一面帮乡镇募集物资，一面在想办法购买呼吸机，一直持续到三月底。

身处疫区我有冲动去拍摄纪录片，但其实医院你都进不去，拍不到什么东西。

我四月底离开黄石，但因为我在北京的房子退租了，所以无法在北京找到住处，只能在河北找地方安身，中间有很多波折。

这一年我的生活似乎变沉重了，20-30年后，这一年可能是我心境上的分水岭，我从没处于这么大的一个共同记忆中，很多东西都被击垮了。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不太重要了。现在美国印度的死亡人数远超武汉了，放在历史长河中，都是数字。但在经历过的人看来，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生命，而人类都是命运的共同体。

我是一个被动的人，我希望这件事情会推动我或者推动这座城市改变些什么，我处在这个环境太久，以为很多信息大家都知道，但我发现身边的人现在不再谈论这件事。就像生了一场大病，或许酣畅淋漓，但我还是失去很多东西。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拍广告、看电影，没活儿的时候一天看三四部电影。影视行业整个是低迷的，我朋友很多失业的，但对于我们这些技术端的影响不大，宣发策划则受到更多冲击。

拍广告对我的艺术审美还是影响很大的，让我有时陷入套路和类型当中，我目前还是有拍文艺长片的计划，那会是一个关于“日食”的故事。

（黄石万达广场一年前后对比，从门庭冷落到熙熙攘攘 野马财经摄）

谭园长 武汉某民营教育机构创办人 47岁

我现在在开的幼儿园有一家，正在招标的有两家，此外培训机构有9家，学生规模300-400人。在这一行我干了12年。

在这个地段，开办一所幼儿园没有300万元下不来，幼儿园一年租金40多万元，培训学校处在商业综合体，租金相对就更高。

目前在办的幼儿园是2019年中开园的，因为去年只开了一个学期的课，我到现在连成本都没收回来。但我一向对现金流很谨慎，即便把家长们的学费退了，资金链也没有断裂。而有的培训机构老板把现金拿去投资更多领域，所以抵御不了这次疫情。

2016年我们行业就遭遇一次洗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正式审议通过，其中要求“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于是很多不规范的机构开始消失。

疫情也是一次洗牌，做得好的老板依旧可以生存下来，而行外人依旧是进入不了。当然，也有些老板利用培训机构放贷、洗钱，他们也生存下来了，不过终究是灰色的歪门邪道。

疫情发生之后，区教委组织了我们教培机构开会，说会出面跟银行要求贷款纾困，但据我所知，因为不符合条件等种种原因，身边同行没有人能批下来，因此倒下的同行也很多。

2020年我一直在奔波，自己也没有现金流，但现在赛道是强者恒强，我如果不开新园就会被淘汰。各种在线教育APP对我们有一定冲击，他们的互动、技术、宣传力度都不是我们能比的。但我们做的线上课程也有我们的优势，对于K12的学生来说，有熟悉的老师和父母陪伴才是更重要的。

疫情期间我遭遇两次劳动仲裁，让我很寒心，都是跟了我多年的老员工，在他们没有产出的时候我依然坚持发工资，却把我告到法庭，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至于未来打算，我的原则是做国家支持和提倡的事情，普惠教育是国家支持的，所以我的新园也会选择非营利性。

劫后余生是湖北人的共同记忆，我们赞颂英雄，我们寄托哀思，我们也无法忽略，打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烙印。

即使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但武大的早樱还是如期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