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徐翔们的围城

《明史后妃传》关于马皇后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沈秀，即沈万三，本段描述的是明朝富商沈万三帮助修建都城南京三分之一的城墙，并出资犒军，结果惹来朱元璋重怒，最终发配云南的故事。

虽然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存疑，但却真实反映出千百年前中国商人的生存境况——无论金山银海，官权之前，覆手即无完卵。

乱世行商，盛世为政？

在我们的常识中，“盛世行商”似乎更加符合逻辑，然而回顾历史，却让人大跌眼镜。众所周知，中国商业文明最发达的年代非两宋莫属，又以南宋为最，但很显然，无论与汉唐还是明清相比，宋朝都显得有些混乱与羸弱。此外，如果细数历代著名商人，同样可以发现乱世之中，富商巨贾为多。譬如春秋战国时的范蠡、子贡、白圭、吕不韦，元末沈万三，清末民国伍秉鉴、乔致庸等人。

再细观察，范蠡生于春秋，由政转商；吕不韦起家战国，从商为政，两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前者，传与西施相忘江湖，后者却因赵姬饮鸩自杀。

究其原因，无非二字。

千年之前，悬在企业家，或者说中国商人头上的，有两只“达摩克里斯之手”，一曰“商”——市场规则，一曰“政”——政治权力。

市场规则让人敬畏，而政治权力，更是千年以来套在中国商人脖间的绳索，须臾之间，两世为人。

范蠡富可敌国，但在不可同甘的勾践面前，只能选择远离权力；吕不韦长袖善贾，也终究玩不转权力这桩买卖；至于沈万三，即便拥有再多的“聚宝盆”，在朱元璋的一句话面前，都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围城

历史虽然可以借鉴，但绝非一成不变。譬如改革开放以来，“乱世行商，盛世为政”的逆逻辑命题被打破，也正是商业的发达、市场制度的改革，才助推了经济的繁荣，并涌现出一大批耳熟能详的企业家。

至于政商关系，中央也一直努力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当然，与改革相伴而生的，除了希望之光，也必然有阵痛的酸楚。两年前，曾因逃税入狱四年的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曾表示：商人跟政府走的太近就成黄光裕，太远成曾成杰。

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两者关系，借助政府之外的“代表”、“委员”此类渠道，商人与政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始接触，例如许家印、王健林、刘永好等人，将政府、商业以及百姓的利益绑在一起，力求达到多方利益一致，共进退的效果。

于此同时，商人也是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自己的定位。例如马云对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曾有这样的比喻，企业要爱上政府但不要嫁给他；冯仑也有过一个段子，商人和政治的关系就像已婚妇女和花心丈夫的关系，丈夫再花心，忠贞的女人都应该等他回心转意，即便她长期独守空房。

我给你富贵，你还之以灵魂

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应当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一天，魔鬼找到一名乞丐，对他说：“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但你要将灵魂抵押给我。”

很显然，魔鬼不存在现实生活中，但却存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譬如在上个政治周期中倒下的张荣坤，原本只是苏州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孩子，却凭借过人的逢迎手段渐次接近高层，与包括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内的上海政要、国企高管及民企富豪近30人“完成交换”，最终在十里洋场翻云覆雨，空手拿到高速公路建设几十亿的股权。

又譬如小马奔腾原董事长李明，据腾讯财经多家媒体报道，曾被裹挟入一场涉及郭文贵、李友、车峰、毛晓峰及其背后代表财团之间金融资源争夺战，最终死于突发心肌梗塞，享年仅48岁。

让人轻叹的是，实德集团创始人徐明，也突然死亡，终年44岁，据搜狐财经、腾讯、体坛周报多家媒体报道，徐明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肌梗塞”，此时，据他刑满释放不足一年。

而2015年最近地震不断的商界，最引人注目的徐明之外，还有徐翔、郭广昌等。

如果算上张荣坤，这些人是有着一些共同之处的，皆从白手起家，一步步到达各自的人生巅峰。

不过，与张荣坤“空手套白狼”的权钱交易完全不同的是，从3.8万到400亿的传奇经历，郭广昌的奋斗历史，包含着真真切切的汗水与实力，毕竟“中国巴菲特”的称号，并非凭空得来。

至于郭广昌，则与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亦非一样，“协助警方调查”，最终全身而退。

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原因即在于权力这个魔鬼，比寓言中要可怕得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承诺总是要兑现的，“小苏州张荣坤”不能幸免，签下契约的所有人，都不能幸免。

而权力的魔鬼告诉我们，无论身价十亿百千乃至千亿，无论你有没有签下契约，你的“灵魂”，随时会被查看。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