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抗疫一周年:普通人的2020记忆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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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2 09:47:52

管理好自己,以后才可以管理好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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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   真   

来源|野马财经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2月18日零时起,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持续一年的抗疫取得重大胜利。


一年之前的农历新年,没有人会想到武汉几个不明发热病例会发展成本世纪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一年之后,这座以江湖气和码头文化著称的城市已经恢复了往日模样:路边排档里抱怨上菜慢的汉骂、客运站排队等候的私家车、耗费6年时间修建的光谷转盘迎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春节人潮、快捷酒店的门缝里还是会塞来两张小卡片、光谷的WAKANDA咖啡店里悬挂着武汉市第三医院的锦旗,去年1月26日到2月14日20天时间,他们免费为医护提供了7850杯免费咖啡……


种种景象,组成名为烟火气的久违的东西。时隔一年,湖北正在恢复往昔的热闹和繁华,而疫情一年,又给生活在湖北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去年,野马君被困距武汉不足百公里的湖北黄石家中,亲历了城市停摆、接触了一线医护、也感受过“谈鄂色变”的漫长隔离,写下了自己的亲身实录(《独家 | 封城96小时,野马君亲历湖北黄石疫情》)。

 

这一次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再次把视角投向被疫情影响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因为疫情或多或少地改变。


为武汉骄傲,武汉现在是最安全的城市

 

吴女士 武汉某公立初中班主任 50岁

 

疫情爆发时,我是一名七年级英语老师兼班主任,除了完成教学外,我还是整个班级的主心骨。


去年1月25日,我班开展了线上春节联欢活动。我选择身着红衣录下了节目,第一个发到班级群,引爆联欢会,希望可以尽力减缓53个家庭的焦虑。

 

我对学生们说:“管理好自己,以后才可以管理好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

 

从那时起,属于我们的战斗也开始了。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同步、同质推进,短短一周时间我们来自不同学校的20位老师提交了40节高质量的微课和40份课堂作业。有的老师身在外地,没有电脑、没有课本、没有资源,单靠一部手机完成了微课制作;有的老师家里小孩年幼,又要照顾小孩又要完成陌生全新的任务,常常是到深夜,趁孩子已熟睡再拿出笔记本埋头苦干;还有的老师家里明明有发热隔离的病人,接到任务时没有半点推诿,坚持完成任务。

 

线下课复课三个月后,我们全班齐齐整整来上学并参加了期中考试,且获得成绩上的突破。

 

但说实话,疫情留下的后遗症至今无法完全消弭。防控形势、经济低迷,孩子的学习……种种因素让一些家庭出现了矛盾。出现心理状况的学生越来越多,有学生会每天大哭大闹一场;每个年级都有无法跟班上课的学生,尤其在成绩较好的班级;有的家长常年在外工作,对孩子关心不够,而疫情让他们待在一起,于是无法正常沟通;还有的老师因为压力太大主动要求换了个学校。

 

经历了这次抗疫,我和这一届的学生、家长感情更深了,线上的互动也更多了,感觉除了生死别的都不算事儿了。我的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但疫情期间他负责采买下厨,现在已经成了习惯;女儿听我每天点名也把我班上的学生都认了个遍。

 

作为一个武汉市民,我觉得大家现在更自信了,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人在世界各地都被排挤和歧视,现在大家都挺骄傲的,觉得武汉是最安全的城市,抗疫过程中身边的亲友都展现出了有担当的一面,我对他们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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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ANDA咖啡店里致敬英雄咖啡杯 野马财经摄)


这一年,对死亡有了再认识


小闫 黄石籍青年导演26岁

 

疫情期间我前后组织和参与了三个团体,为武汉及周边县市医院募集口罩和呼吸机等物资,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募集了超过100万元。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我和朋友建立了“黄石捐赠医院口罩群”,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将筹到的一百多副口罩送到了市中心医院,但这个数量连一个昼夜都坚持不了。后来我联系到了我的师姐弦子(注:朱军案当事人),她有一定社会公信力,当时很快就募来10万余元,但当时我们最大的困境是不知道东西去哪里买,有人抬价,有外地人和你抢。后来我加入了一个比较大的组织“口罩快跑”,三个组织在并行。

 

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大的医院物资缺乏基本都缓解了,小乡镇还是没有。我们一面帮乡镇募集物资,一面在想办法购买呼吸机,一直持续到三月底。

 

身处疫区我有冲动去拍摄纪录片,但其实医院你都进不去,拍不到什么东西。

 

我四月底离开黄石,但因为我在北京的房子退租了,所以无法在北京找到住处,只能在河北找地方安身,中间有很多波折。

 

这一年我的生活似乎变沉重了,20-30年后,这一年可能是我心境上的分水岭,我从没处于这么大的一个共同记忆中,很多东西都被击垮了。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不太重要了。现在美国印度的死亡人数远超武汉了,放在历史长河中,都是数字。但在经历过的人看来,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生命,而人类都是命运的共同体。

 

我是一个被动的人,我希望这件事情会推动我或者推动这座城市改变些什么,我处在这个环境太久,以为很多信息大家都知道,但我发现身边的人现在不再谈论这件事。就像生了一场大病,或许酣畅淋漓,但我还是失去很多东西。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拍广告、看电影,没活儿的时候一天看三四部电影。影视行业整个是低迷的,我朋友很多失业的,但对于我们这些技术端的影响不大,宣发策划则受到更多冲击。

 

拍广告对我的艺术审美还是影响很大的,让我有时陷入套路和类型当中,我目前还是有拍文艺长片的计划,那会是一个关于“日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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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万达广场一年前后对比,从门庭冷落到熙熙攘攘 野马财经摄)


对于民营教育行业,疫情是一次洗牌


谭园长 武汉某民营教育机构创办人 47岁

 

我现在在开的幼儿园有一家,正在招标的有两家,此外培训机构有9家,学生规模300-400人。在这一行我干了12年。

 

在这个地段,开办一所幼儿园没有300万元下不来,幼儿园一年租金40多万元,培训学校处在商业综合体,租金相对就更高。

 

目前在办的幼儿园是2019年中开园的,因为去年只开了一个学期的课,我到现在连成本都没收回来。但我一向对现金流很谨慎,即便把家长们的学费退了,资金链也没有断裂。而有的培训机构老板把现金拿去投资更多领域,所以抵御不了这次疫情。

 

2016年我们行业就遭遇一次洗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正式审议通过,其中要求“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于是很多不规范的机构开始消失。

 

疫情也是一次洗牌,做得好的老板依旧可以生存下来,而行外人依旧是进入不了。当然,也有些老板利用培训机构放贷、洗钱,他们也生存下来了,不过终究是灰色的歪门邪道。

 

疫情发生之后,区教委组织了我们教培机构开会,说会出面跟银行要求贷款纾困,但据我所知,因为不符合条件等种种原因,身边同行没有人能批下来,因此倒下的同行也很多。

 

2020年我一直在奔波,自己也没有现金流,但现在赛道是强者恒强,我如果不开新园就会被淘汰。各种在线教育APP对我们有一定冲击,他们的互动、技术、宣传力度都不是我们能比的。但我们做的线上课程也有我们的优势,对于K12的学生来说,有熟悉的老师和父母陪伴才是更重要的。

 

疫情期间我遭遇两次劳动仲裁,让我很寒心,都是跟了我多年的老员工,在他们没有产出的时候我依然坚持发工资,却把我告到法庭,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至于未来打算,我的原则是做国家支持和提倡的事情,普惠教育是国家支持的,所以我的新园也会选择非营利性。



劫后余生是湖北人的共同记忆,我们赞颂英雄,我们寄托哀思,我们也无法忽略,打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烙印。


即使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但武大的早樱还是如期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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