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业合规总监起诉老东家第一案！都是一封匿名举报信惹的祸？

一方履历光鲜，留学海归，还有证监会从业经历；另一方曾是中外合资券商，中外方股东实力都不容小觑。2017年12月4日那天下午，合资券商东方花旗前合规总监戴建效力5年有余的东家突然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尽管时隔已近两年，但是戴建国回忆起当天下午的一幕幕，似乎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关系“破裂”近两年，双方沉淀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亦或是缓解。2019年年底，双方最终还是对簿公堂。

据券业观察了解，这段雇佣关系的破裂或不止表面那么简单，其中还牵扯了多年前的一封匿名举报信和一份证监会监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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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薪金到底该不该给？

券商员工和前东家因为劳动纠纷打官司何其多，然而合规总监和券商如此大动干戈在小券印象中似乎还是第一次。

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12月10日，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简称“东方花旗”）和自己前合规总监戴建国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于上海开庭。

（截图来源于中国庭审公开网）

券业观察从原告戴建国方面了解到，此次案件主要和上百万元的递延奖金和补偿金有关。作为被告一方的东方花旗暂未就此置评。

该案采用简易程序、非公开审理，当天并未宣判。近日，戴建国再次接到通知，案子已由简易程序审理改为普通程序，适用程序变更后案件审限结束日期为2020年5月18日。

东方花旗于2012年6月成立，总部位于上海，注册资本为8亿人民币，是由东方证券（600958.SH）与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旗亚洲）基于战略投资合作关系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二者分别持股66.67%、33.33%。东方花旗证券整体承接原东方证券的投资银行业务。

不过近来，花旗亚洲却要退出东方花旗。前些日子，东方证券拟受让东方花旗33.33%股权的决定也得到了上海证监局的认可。券业观察粗略估算，花旗亚洲入股东方花旗这些年来，年化投资收益率还较为可观。花旗亚洲和东方证券的分手，近日也引起业内不少讨论。
回归正题，东方花旗组建之初，作为股东之一的战略投资方花旗亚洲为公司提名了一位高管——从德邦证券挖来的、有英国留学背景的戴建国。戴建国也是当时唯一一位由花旗方面提名的高管。

戴建国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曾在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任副处长、处长。2009年前后“下海”，前往德邦证券担任首席风险官；2012年从德邦证券离职，正式加盟刚成立的东方花旗，担任合规总监，也算是公司元老级员工。

据公开资料显示，戴建国2013年的年薪为200.5万元。

戴建国在东方花旗一干就是五年，直到2018年前后离职。按照规定，离职后的戴建国还有合计金额高达数百万的递延奖金和补偿金，待按比例分几年发放。

然而，戴建国称仅成功收到一次递延奖金和补偿金，合计约200余万元（约占总金额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130多万为其2017年年终奖，50多万为递延奖金，剩余则为法定补偿金。据戴建国称，原本应于今年3月第二次发放的款项，东方花旗方面未予发放。

对金融从业人员来说，递延奖金这个词并不陌生，顾名思义就是工作期间获得的奖金不会一次性发放完毕，而是按比例分几年发放。戴建国认为，他离职后东方花旗需要支付给他的款项，一大半是递延奖金，而递延奖金是工作期间应发而未发的钱，凭什么不支付？

据戴建国转述，东方花旗给出的理由是戴违反离职时签订的部分协议条款。戴建国不服，向上海证监局反映了此事，随后又提起的劳动仲裁及民事诉讼。

东方花旗随即起诉戴建国，要求戴建国退还已经获得的近200万元奖金。

于是，也就有了开篇小券提到的双方对簿公堂一事。

虽然“分手”，但是毕竟同属一个行业，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究竟发生什么值得让二者如此大动干戈？仅仅是由于几百万元的薪金？

券业观察曾联系东方花旗方面来求证案件经过和一些细节。对此，东方花旗方面表示：公司与戴建国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目前正在法院审理中，在此期间，公司将不对案件情况作出任何置评。公司相信司法机关将基于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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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一封匿名举报信？

券业观察在梳理事件背景时发现，戴建国在离职前后刚刚因为公司违规事项被监管层约谈。

据戴建国称，一定程度上他的“被离职”与此事有关系。

“当初从公司（东方花旗）离职，表面上是主动请辞，实际上是被动离职。”戴建国对券业观察表示。

2017年12月4日下午，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对戴建国来说却成了工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据戴建国回忆，当天是东方花旗召开董事会的日子。下午2点开始，当会议讨论到“高管续聘”时，戴建国与高管进行了回避，提前退出会议。董事会结束后，戴建国被公司人事部负责人等邀约谈话，被通知董事会决定不再续聘其担任合规总监。紧接着暂停了戴建国的办公权限，如公司相关账号权限被限制、办公电脑被更换等。搬走个人物品时，人事部有专人在旁监督，物品经人事部负责人核验后才让拿走。随后，律师出面要求戴建国签署提前拟好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当天下午6点，无法正常履职的戴建国签署离职协议。

巧的是，这一天上海证监局也下发了一份监管函。上海证监局对东方花旗证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员工未取得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但实际行使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权。对东方花旗证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要求CEO马骥和合规总监戴建国两人到上海证监局接受监管谈话。

“12月4日当天晚上，马骥和我实际上有过一对一的会谈，一开头马就一脸得意地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吧？我说‘不知道，你说说看’。马笑而不语。”戴建国表示，实际上高管聘期早在2017年年中就到期了，但公司发了个电子邮件称过几个月再决定续聘事项。这一过便到了2017年12月。

这份监管函还要从几个月前的一份匿名信说起。

关于东方花旗内部存在未获高管资格的两人实际行使高管职责一事，戴建国称自己曾口头提醒过CEO，也曾向CEO写匿名信反馈过，但未获得回复。便于2017年6月，给上海证监局写了封匿名举报信反映此事。经过上海证监局现场核查后发现，举报内容属实。

然而，公司用人合规问题，作为合规总监的戴建国自然有责。由于担心被监管“点名”会影响到日后工作生涯，戴建国决定向上海证监局坦白匿名举报信实际出自他之手，希望能免于处罚。

戴建国的“坦白”没能等来预想的结果，监管函如期下发。戴建国认为是自己匿名举报一事也走漏到东方花旗耳朵，才致使自己“被离职”。

关于戴建国因匿名举报信而“被离职”的说法，券业观察也试图向东方花旗求证。东方花旗表示，不对案件情况作出任何置评。

戴建国称，自己当天决定离职，除了约定了递延奖金和补偿金的发放情况，双方还约定好不会给戴建国日后再就业制造障碍。但现实是自己几次找工作碰壁，而被拒绝原因戴建国认为或与被监管约谈记录以及东方花旗提供给别家公司的背调信息等有关。

不过，此等境遇的真实原因是否像戴建国所说的那样，不得而知。

可以料想到的是，戴建国和东方花旗之间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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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报，矛盾升级

2018年3月，戴建国向东方花旗当时的董事会反映东方花旗存在涉嫌行贿的行为，这也收到了花旗亚洲方的联系人、协调人的回应。

戴建国认为，东方花旗方面认为戴建国此举违反了双方当初签订的协议——“未发生乙方（戴建国）自己或怂恿他人向甲方（东方花旗）股东双方（及关联方，包括股东的管辖单位或股东方）或监管机构、政府部门等进行投诉、举报等情况。如发生，甲方应提供合理证明。“

该协议还约定，“发生上述情况导致经济补偿金及递延奖金发放条件不满足的，甲方无须继续向乙方发放奖金补偿金及递延奖金，且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在此之前已经发放的除法定经济补偿标准之外的经济补偿金及递延奖金。”

据戴建国称，这条协议条款也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券业观察向东方花旗求证时，对方没有予以置评。

在收到戴建国发起的仲裁和诉讼时，东方花旗选择了反诉戴建国，同时要求他返还已发放的奖金。

也便有了日后的因为数百万递延奖金和补偿金对簿公堂一事。

巧合的是，券业观察在网上检索信息时发现，2018年的东方花旗确实有一例员工涉嫌行贿的案子。然而，此事是否与戴建国向董事会反馈一事有关还不得而知。

戴建国认为，自己向董事会反应情况，一方面是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在行使一个普通公民应有的监督权。在他看来，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合规总监对董事会负责，自己这是就履职期间未尽事项向董事会报告待处理事宜，是给公司一个善意的提醒，并未采取其它激烈的举措。

戴建国转述，东方花旗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了双方当初的离职协议约定。

双方各执一词，只能交由法律。

今年5月份，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曾给出一个“各打50大板”的仲裁结果，不支持戴建国索要剩余递延奖金和补偿金，东方花旗也不得要求戴建国返还已发放款项。

双方对此似乎并不满意，最终双方选择了法庭上见。

目前，案件一审判决结果还未宣布，法院究竟会怎么判还不得而知。关于前合规总监戴建国和东方花旗之间的纠纷，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