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悬念已解，该为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做准备了 || 深度

本文由无冕财经（wumiancaijing）原创首发

作者：维舟

编辑：雷缓之

设计：布冬

编辑助理：朱智琪

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已经出来了，但这并不只是盘点人头的一堆数字而已，还会对未来十年的经济走向、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产生潜在而重大的影响，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现代人口普查本身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调整、更新或制定新的规划。

 为下一个十年做准备

近几年来，国内舆情在人口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向，就是从抱怨、嘲讽“人太多”，转而忧虑“人太少”。人口学者梁建章曾警告：“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

得益于前些年及时放开二胎，现在14.1178亿的总人口数没预计的那么少，十年间净增人口（7897万）甚至还多过上一个十年（7390万），但形势仍是极为严峻的。据梁建章推算，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仅1200万，比上年下降18%，刨除逐渐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推算出自然生育率低至1.1（即平均每个妇女一辈子只生育1.1个孩子），这不仅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的1.6，甚至低于少子化严重的日本（1.4），仅及维持人口平稳更替水平（2.1）的一半。未来十年内，处于22-35岁育龄高峰期的女性还将比现在锐减30%以上，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很快就将让给印度。

▲历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及年均增长率。此次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0.53%。图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这比人们原先预计的要早很多。1998年，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推算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42年（15.05亿）出现，而当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也预测中国人口要在2040年达到15.44亿后才缓慢下降，但2020年的实际数值比这两家的预测（14.70亿和14.72亿）都足足少了6000万人。现在联合国调整后的预测是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2亿，另一些学者甚至推断2024年就将触达峰值，这意味着中国在下一个十年就将迎来“双达峰”（人口、碳排量双双达到最高峰），再考虑到产能过剩在2016年就已出现，这都表明以往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工业产能的模式即将走到尽头。

尽管这看起来像是“危机”，但吊诡的是，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中国此前做得太成功了。这不仅是因为计划生育的威力，也因为“经济增长是最好的避孕药”，急骤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既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同时又让中国人面临着普遍的经济压力和思想转变。为了遏制生育率过快下滑的趋势，已有多位人口专家呼吁压制高房价、高养育/教育成本，同时补齐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和女性平权等方面的短板，至少尽可能地让那些想生的人“敢生”。

在逐渐步入老龄少子化社会、人口特征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之际，中国的人口转型在未来十年内也将产生深远的经济冲击，因为60后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一向富余的廉价劳动力甚至有可能出现短缺。这种“未富先老”的态势乍看对经济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意味着劳动力减少，而社会福利开支却增加了；但反过来说，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也将有可能逆转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的“过密化”趋势，促使社会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像机器人、智能化等尽量少使用人力的领域有望出现新的契机。

从发达国家应对人口危机的经验来看，除了赋予女性权利、改善生育环境，鼓励本国人多生之外，要在生育率难以攀升时继续保持经济增长，还有几种办法：资本输出，产业外包（相当于在国外获得劳动力）；延长退休年龄，让有经验的劳动者继续工作；引入移民劳动力或变相引进劳工；通过创新技术，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中国社会当下还很难接受移民，何况以中国人口规模之巨，就算每年引进100万移民也于事无补，因而最具可行性的恐怕还是像日本这样：在谨慎接纳少数移民的同时，通过研修生等方式引入外国劳动力，鼓励年老的劳动力发挥余热，同时发展技术创新。

尽管少子化对于像奶粉、亲子、教育等产业而言绝非利好，但它也会促使人们更尊重个体的权益、重视挖掘每个人的潜能，这势必意味着在人力资源的管理思维上逐步改变以往那种简单粗暴的粗放型态度，转向精细化、人性化的方式。更进一步说，经济增长的驱动将逐渐不再那么依靠数量，而需要推动创新挖潜，提高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但这牵一发而动全身，随之而来的，是全社会的教育理念都必须发生变革，从原先那种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

 人往高处走：地方经济的增长引擎

在这一新趋势下，不妨大胆预测：下一个十年，国内各地的“抢人大战”将更为激烈，因为能不能吸引到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将直接决定当地的竞争力乃至长远的经济发展。

这次人口普查明显体现出中国人口的流动与经济发展的渐渐趋于一致：过去十年人口增量领先于全国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正是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们自发用脚投票，去往那些自己发展机会更好的地方。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广东，不仅以总人口1.26亿超过了日本，而且十年内增长2169万人，几乎是其后第二到四名浙江、江苏、山东的人口增量之和。不仅如此，广东60岁以上老龄人口仅有12.35%，远比浙江（18.78%）、江苏（21.84%）、山东（20.9%）年轻，劳动力主力的15-60岁人口占比高达68.80%，全国第一。

▲广东的人口增量表明这个地区强劲的发展潜力。图片来自网络。

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人口负增长的6个省份（重庆、湖北、四川、贵州、安徽、甘肃）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但随着中部崛起，在外打工者回流，如今人口负增长的6个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甘肃）全部变成了北方省份，这与前些年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趋势一致。这十年里，原本人口外流的贵州、重庆人口都增加了11%之多，充分可见当地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回流效应。

这绝非偶然。湖北这次相比2010年虽然有1%的小幅增长，但其实完全归功于武汉：此前就有人口学者分析研究过，2010-2018年间，湖北各地市，除武汉之外，人口都呈负增长。在广东也一样，2000-2010年间，人口增长的8个地市，除了河源之外都在珠三角，而珠三角9市又只有江门、肇庆负增长；但在2010-2018年间，整个广东只有广州、深圳、佛山、珠海4市人口在增长。也就是说，当地经济越好，就越能吸引人口流入；而劳动力的流入，又带动当地经济进一步繁荣。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高校集中的城市很可能将得到更好的机会——没有中科大，很多高科技项目恐怕都不会落户合肥。尽管有人开玩笑说“武汉的大学每年培养那么多大学生，最后大多都是为深圳培养的”，但武汉之所以能有光谷，也是因为有大量高校坐镇。要吸引高科技项目、提高大学生留存率，这本身就考验当地主政者的远见、投入和人才政策的吸引力。

乍看起来，这是“吸引人才”的问题，但实际上牵涉到当地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以山东为例，近年来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以至于人口结构出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老人、孩子多，劳动年龄人口较低。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指出，这正是因为山东的产业结构偏向传统行业，缺乏新兴产业，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所致。最终，这又反过来导致山东近些年的经济转型、经济增长都出现了问题，迫使其反思如何破局。

如今，中国的城市化率已高达63.9%，比十年前上涨了14个百分点。一般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在达到75%左右之后，就将进入平缓。据此不妨推想：十年后，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清单将大大增多，而各地也会抓住城镇化浪潮的最后十年机会，城市群的抢人大战将更为激烈。现在已有很多人感慨的“农村凋敝”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但当城市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农村也将迎来新的机会，因为只有当更多劳动力离开土地之后，农村才能迎来新的契机。

经济学者陆铭在《大国大城》一书中早就提出，只有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才能得以实现，最终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需要更进一步深化改革，让人们能自由地去往更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在竞争中建立鼓励创新的机制，充分释放14亿中国人的潜力。在这一意义上，下一个十年不仅是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十年，也将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十年。